《山海经·海经》说:“南海之,黑、青之间,有木焉,名曰若木,若焉。”《说文》桑字作
继颛顼之后的是尧,继尧之后的是舜,继舜之后的是禹。尧、舜、禹的相继,据儒家的传说,是纯于公心的,即所谓“禅让”,亦谓之“官天”。但《庄·盗跖篇》有尧杀之说,《吕览·去私》《求人》两篇,都说尧有十,而《孟·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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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亦称炎帝,炎帝之后为黄帝,炎、黄之际,是有一次战事可以考见的,古史的形,就更较明白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弗能征,而蚩尤氏最为暴。”“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又说:“炎帝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名轩辕,他书亦有称为轩辕氏的。古书所谓名,兼包一切称谓,不限于名字之名。)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其说有些矛盾。
《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大礼记》的《五帝德》,是大同小异的,《大礼记》此,却只有和炎帝战于阪泉,而并没有和蚩尤战于涿鹿之事。神农、蚩尤,都是姜姓。《周书·史记篇》说“阪泉氏徙居独鹿”,独鹿之即涿鹿,亦显而易见。然则蚩尤、炎帝,即是一人,涿鹿、阪泉,亦系一地。《太平御览·州郡》引《帝王世纪》转引《世本》,说涿鹿在彭城南,彭城是今江苏的铜山县(服虔谓涿鹿为汉之涿郡,即今河北涿县。皇甫谧、张晏谓在上谷,则因汉上谷郡有涿鹿县而云然,皆据后世的地名附会,不足信。汉涿鹿县即今察哈尔涿鹿县)。《世本》是古书,是较可信据的,然则汉族是时的发展,仍和鲁东南不远了。
,殊不可知。但各族的化,不会同时,某一个族,对于某一文化,特别步得早,是可能有的。如此,我们虽不能说在古代确有发明巢居、取火、佃渔、耕稼的帝王,却不能否认对于这些事业,有一个先的族。既然有这族,其时、地就该设法推考了。
黄帝之后是颛顼,颛顼之后是帝喾,这是五帝说的旧次序。后人于其间增一少昊,这是要改五德终始之说相胜的次序为相生,又要顾全汉朝是火德而云然,无足论。但是有传于后,而被后人认为共主的族,在古代总是较大的,其事迹仍旧值得考据,则无疑义。
伏羲古称为太昊氏,风姓,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所载,任、宿、须句、颛臾四国,是其后裔。任在今山东的济宁县,宿和须句都在东平县,颛臾在费县。神农,《礼记·月令》《疏》引《秋说》,称为大氏。《左传》昭公十八年,鲁有大氏之库。鲁国的都城,即今山东曲阜县(《帝王世纪》说伏羲都陈,乃因左氏有“陈太昊之墟”之语而附会,不足信,见文。又说神农氏都陈徙鲁,则因其承伏羲之后而附会的)。然则伏羲、神农,都在今山东东南,和第一章所推测的汉族古代的据地,是颇为相合的了。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说:炎帝、黄帝、少昊,都是都于曲阜的,而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少昊氏邑于穷桑,颛顼则始都穷桑,后徙帝丘。他说“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帝王世纪》,向来认为不足信之书,但只是病其牵合附会,其中的材料,还是于古书的,只要不轻信其结论,其材料仍可采用。
《左传》定公四年说伯禽封于少昊之墟,昭公二十年说:“少昊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则穷桑近鲁,少昊氏都于鲁之说,都非无据。帝丘地在今河北濮县,为后来卫国的都城。颛顼徙帝丘之说,乃因《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而附会,然《左传》此说,与“陈太昊之墟”“宋大辰之虚”“郑祝之虚”并举,大辰,无论如何,不能说为人名或国名(近人或谓即《后汉书》朝鲜半岛的辰国,证据未免太乏),则太昊、祝、颛顼,亦系天神,颛顼徙都帝丘之说,本不足信了。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其后皆有天。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青降居江。”此即后人指为少昊的。“其二曰昌意,降居若,生。”即帝颛顼。
后人以今之金沙江释此文的江,雅砻江释此文的若,此乃大误。古代南方之皆称江。《史记·殷本纪》引《汤诰》,说:“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既修,万民乃有居。”其所说的江,明明不是江(淮、泗、汝皆不江,而《孟·滕文公上篇》说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亦由于此)。《吕览·古乐篇》说:“帝颛顼生自若,实空桑,乃登为帝。”可见若实与空桑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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