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熟悉的陌生人(5/6)

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他们自己的生命存在——这几乎是他们的一切。他们逃避到改变他人和外世界的向往中去。”“如果一个人真正而且有真正的理由，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

用中国的话来说，他似乎注重独善而轻忽兼利，在今人看来似不无偏见。我翻译的时候差一想把这一段话漏掉，以防这看法对中国的改革迫给予抹杀，对中国众多改革者有所伤害。我最终没有那样，不仅仅是尊重原作，而且因为文字删除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失。他的忧虑其实也是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萨特、鲁迅等等有识之士的一贯忧虑。他们总是在维新、造反、政变、革命那里看到肮脏浮渣，字里行间难免一声叹息。很自然，在某些人里，他们如果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就是阶级觉悟或者民族觉悟不够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些站在时代之外的可笑书生。连鲁迅也被很多左派的“隶总”们鞭打，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我很怀疑，某些个人主义者兴得不是地方，可能把佩索阿错认为同。这些人也在嘲笑改革和革命，但他们与佩索阿相差太远。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他们的嘲笑是因为那些社会运动对他们的个人利没法满足或满足得不够，而佩索阿的怀疑则是因为那些运动不能、或者不足以警戒人们的个人利。换一句话说，他们的个人主义是一向外贪求，佩索阿的个人主义（如果这个命名是合适的话）则是一自我承担。毫无疑问，在佩索阿看来，那些成天睛红红觉得天人都欠了他一笔的人，那些自己从无快乐而只能对外索取利益的人，正是他笔可疑的形象，那人间邪恶的“源”所在。

理很简单：自我承担纯属个人事务。只有向他人争夺和宣战的癖好，才需要联合乃至勾结，才需要组织乃至帮派，才需要权威乃至专制，才需要集主义的动员乃至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集不是个人的对立，而是个人的相加和放大，是个人利的最佳面。如果这一过程得不到理控制，如果个人利得不到制度化的合理安排和疏导，那么事的结果就只能是：少数人将以“集”名义中饱私，并且必然大力展开对“个人”的无剿杀——如果那些人拒绝臣服于这个“集”的掠夺。

这是一从劣质个人主义到冒牌集主义的逻辑过程，是革命和改革中常见的影——但利恰恰是这一影的源。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佩索阿在怀疑改革和革命，不如说他在怀疑逃避个人承担和各打伙求财——不论它是否打着改革或革命的旗号。

我很遗憾，从佩索阿引的这个关于私的话题，在当今有不合时宜。佩索阿早就死了，从狄更斯到鲁迅的思考也早已烟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已经逐渐学会迁就现实，不再苛求社会变革既能除制度之弊，还能除人心之恶。变革就是变革，只能它能的事。变革无须把大家带君国。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都是发展优先和利益优先，很多人更愿意把变革看作单纯的利益重新分，看作“一切向钱看”的现实作。作为相应的知识生产，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也一直在变化，比方“神”、“灵魂”、“义”乃至“社会公正”一类词语日渐稀少——有一位国学者甚至对我说，“神”这个词太有法西斯味，充其量也只能让浪漫的法国人或者神秘的中国人去玩玩，国学术主一定是会让人怪异。这样，主宰现代教育和学术的雅们，通常是一些领带打得很好的人，薪很而且周末旅游很开心的人，夹着装书兴趣广泛但表持重而且很有分寸的人。他们如果没有受雇于政治或商业机构，便居校园，慎谈主义，尤其慎谈神。他们只谈问题，特别是逻辑和功能的问题，总是把问题作实证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理。“价值中立”的超然态度成了科学正统风范，成了主知识分的文明标志。在他们的推动之，不仅神被划心理咨询和医学的业务范围，不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技术化和工化，连文学艺术也开始时兴“价值退场”的空虚和“零度”的冷漠——作者们常常用“无奈”呵、“多元化”呵、“面对现实”呵这些混的词，来消解和搅和一切可能的愤怒和、抗拒与妥协。各文本游戏散发机械件的寒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