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明朝的盛衰(2/2)

达延汗四，早死。达延汗自与其嫡孙卜赤徙牧近城，称为汉儿，就是现在的察哈尔。次为寇所杀。三系征服寇的，有两：一为今鄂尔多斯之祖，亦早死。一为阿勒坦汗，《明史》称为俺荅，为土默特之祖。第四留居漠北，则为喀尔喀三之祖（车臣，上谢图，札萨克图。其三音诺颜系清时增设）。自达延汗以后，蒙古遂成今日的形势了，所以达延汗亦可称为中兴蒙古的伟人。

惜乎居正为相不过十年，死后神宗亲政，又复昏。他不视朝至于二十余年。群臣都结党相攻。其时无锡顾宪成，居东林书院讲学，喜议论时政，于是朝廷上的私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去开矿，名为开矿，实则借此索诈。又在穷乡僻壤，设立税使，扰无所不至。日本丰臣秀吉犯朝鲜，明朝发大兵数十万以援之，相持凡七年，并不能却敌，到秀吉死，日本兵才自退。神宗死后，熹宗继之。信任宦官魏忠贤，其专横又为前此所未有。

统计明朝之事，自武宗以后，即已大坏，而其中世宗、神宗，均在位甚久。武宗即位，在1506年，熹宗之死，在1627年，此一百二十二年之中，忧外患，迭起乘，明事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思宗立，虽有志于振作，而已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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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荅为边患，是最的。世宗时，曾三次犯京畿。有一次，京城外火光烛天，严嵩竟骗世宗，说是民家失火，其蒙蔽，亦可谓骇人听闻了。世宗崩，穆宗立，未久而死。神宗立，年幼，张居正为相。此为明朝中兴的一个好机会。当穆宗时，俺荅因其孙为中国所得，来降，受封为顺义王，不复为边患。汉儿盛时，拱为相，任李成梁守辽东，戚继光守蓟镇以敌之。成梁善战，继光善守，张居正相神宗，益推心任用此二人，东北边亦获安静。明朝政治，久苦因循。张居正则能行严肃的官僚政治。一纸书，万里之外，无敢不奉行惟谨者，所以吏治大有起。百孔千疮的财政，整理后亦见充实。

大凡敌兵寇，京城危急之时，迁都与否，要看势而定，敌兵，非守所能捍御，而中央政府，为一国政治的中心，失陷了，则全国的政治，一时要陷于混，则宜退守一可据的据，徐图整顿。在这势之，误执古代国君死社稷之义，不肯迁都，是要误事的，崇祯的已事，是其殷鉴。若敌兵实不甚，则守京城，可以振人心而作士气。一移动，一分的国土，就要受敌兵蹂躏，损失多而事势亦扩大了。瓦剌在当日，形势实不甚，所以于谦的主守，不能不谓之得计。然徐有贞因此惭，石亨又以赏薄怨望，遂结监曹吉祥等，乘景帝卧病，闯中，迎英宗复辟，是为“夺门”之变。于谦被杀。英宗复辟后，亦无善政。传宪宗，太监汪直。宪宗传孝宗，政治较称清明。孝宗传武宗，又太监刘瑾，这不能不说是成祖恶政的毒了。

明自中叶以后，又了三个昏君。其一是武宗的荒。其二是世宗的昏聩。其三是神宗的怠荒。明事遂陷于不可收拾之局。武宗初刘瑾，后瑾伏诛，又大同游击江彬，导之游北边。封于南昌的宁王宸濠，乘机作，为南赣巡抚王守仁所讨平，武宗又借以为名，游江南而还。其时山东、畿南群盗大起，后来幸获敉平，只可算得侥幸。武宗无，世宗以外藩继。驭宦官颇严，监的不敢恣肆，是无过于世宗时的。但其质严而不明，中年又好神仙，日事斋醮，不问政事。严嵩因之，故激其怒，以人罪，而窃握大权，政事遂至大坏。其时倭寇大起，沿海七省，无一不被其患，甚至沿江，直抵南京。北边自也先死后，瓦剌复衰，鞑靼落据河，谓之“寇”。明朝迄无善策。至世宗时，成吉思汗后裔达延汗复兴，击败寇，统一蒙古。

追及于土木堡，英宗北狩。朝臣徐有贞等主张迁都。于谦力主守御。奉英宗之弟景帝监国，旋即位。也先寇，谦任总兵，石亨等力战御之。也先攻京城，不能克，后屡寇边，又不得利，乃奉英宗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