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后汉的盛衰(2/2)

遇事都诉之理，这只是受过优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范围中能够到的。其余大多数人，和这一分人于一定范围以外的行为，还是受习惯和传统思想的支的。此习惯和传统的思想，是没有理由可以解说的，若要仔细追究起来，往往和我们别一方面的知识冲突，所以人们都置诸不问，而无条件加以承认，此即所谓迷信。给迷信以一力量的则为宗教。宗教鼓动人的力量是颇大的。当族林立之世，宗教的教义，亦只限于一族，而不足以引别族人。到统一之后就不然了。各小宗教，渐渐混合而产生大宗教的运动。

当时的宦官，多有弟亲戚，或在外面官暴，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火。这一班好名誉好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太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牵引同类，淆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言，方才把他们赦免。

在汉时，上社会，是各别行的。在上社会中，孔渐被视为一个神人，看当时学家（东汉时称“纬”为学）尊崇孔的话，便可见得。但在上社会中，到底是受过良好教育，理较为发达，不容此等迷信之论控制，所以不久就被反对迷信的玄学打倒。在社会，则各迷信，逐渐结合，而形成后世的教。在汉时是其初步。其中最主要的是张角的太平和张修的五斗米。

虽然阉人的地位实已提，然其初既是俘虏和罪人，社会上自然总还将他当作另一人看待，士大夫更瞧他不起。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结的。这一则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

，宦官的等级远较阉人为，怕是绝对不能用阉人的。但到后来，刑罚滥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刑的（如司迁受刑后为中书谒者今，即其好例）；又有生来天阉的人；又有贪慕权势，自以的，不都是俘虏或罪人。于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都渐渐提，而可以用为宦官了。后汉邓太后临朝后，中有好几官，如中常侍等，都改用阉人，宦官遂成为阉人所的官的代名词。

大伤后汉的元气的是羌。中国和外夷，其间本来总有边隔绝着的。论民族主义的真谛，先民族本来有诱掖后民族的责任，不该以隔绝为事。但是同化须行之以渐。在同化的行未达相当程度时，彼此的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废的。因为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的相异，不能使其生活从同，顾使生活不同的人共同生活，自不免引起纠纷。这是五胡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后汉时的羌，业已导其先路了。

今青海省的东北境，在汉时本是羌人之地。王莽摄政时，讽羌人献地，设立了一个西海郡。既无实力开拓，边反因之撤废，羌人就侵地。后汉初年，屡有反叛，给中国征服了，又都把他们迁徙到地来。于是降羌散居今甘肃之地者日多。安帝时，遂酿成大规模的叛。这时候，政治腐败，地方官无心守土，都把郡县迁徙到地。人民不乐迁徙，则加以迫驱遣，离死亡，不可胜数。派兵剿办，将帅又腐败，历时十余年，用费达二百四十亿，才算勉结束。顺帝时又叛，兵费又至八十余亿，桓帝任用段颎，大加诛戮，才算镇定来。然而西北一方，凋敝已甚，将帅又渐形骄横，隐伏着一个很大的源了。

教到北魏时的寇谦之，才全然和政府妥协，前此，则是很激烈地反对政府的。他们以符咒治病等，为煽动和结合的工。张修造反，旋即平定。张鲁后来虽割据汉中，只是设立鬼卒等，闭关自守，实行其神权政治而已，于大局亦无甚关系。

张角却声势浩大。以公元184年起事。他的徒党，遍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即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河北各省之地。但张角似是一个只会煽惑而并没有什么政治能力的人，所以不久即败。然此时的小事，则已到蔓延，不易遏止了，而黄巾的余党亦难于肃清。于是改刺史为州牧，将两级制变成了三级制，便宜了一分的野心家，即仍称刺史的人以及手中亦有兵权的郡守。分裂之势渐次形成，静待着一个机会爆发。

167年，桓帝崩，无，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了太傅，则其本就是名士中人。谋诛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它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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