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现代汉语文是白话文，其实是不够准确的。要说白话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文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古代汉语文是文字中心主义：语言跟着文字走。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电视剧《孙中山》里有这样的情景：孙中山跑到日本，不会说日本话，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写字来交谈。这种以笔谈代言谈，就是文字中心主义的遗留现象。
古代汉语文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从全世界来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其原因可能在于造纸术的发明。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公元前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有了纸，就可以写字。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
欧洲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了中国的造纸术，与西汉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动起来都很困难，也过于昂贵。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没有纸，人们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到处跑，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不是以纸为凭和以字为凭，大多只能随嘴而变：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语文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他们北边的日耳曼语系，包括丹麦语，瑞典语，荷兰语、爱沙尼亚语，德语等等，原来是一家，随着人口的流动，你到了这里，我到了那里，说话的语音有变化，文字也跟着变化，互相就不认识字了，就成为不同的语种了。南边的拉丁语系，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等，原来也是一家，但一旦扩散开来，在没有录音和通讯等等技术设备的条件下，要保持大范围内读音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的表音文字保持统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闹分家。
钱穆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
其实，汉字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后人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还能读懂，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据某些语言学家研究，一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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