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地理制》称：“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这当然是农业时代的地图。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地图编绘者，大多时候只能以舟船代步，因此凡河流总是记录周详；最关心水源与灌溉，因此渠堰塘坝决不遗漏，田地与山林的标记也力求准确。
同样的道理，你可以想象工业时代的地图编绘者，是一批西服革履的新派人物，出行有机器相助，于是行舟的河道让位于火车和汽车的交通线；最关心矿藏与冶炼，于是矿区与厂区的位置在地图上星罗棋布地冒出，沿海的贸易港口也必然醒目。至于渠堰塘坝，如果不宜完全删除，也只能在视野里渐渐隐没。
你还可以想象西方殖民地图的编绘者，是一些挎着单发手枪和喝着葡萄酒的将军，在轰隆隆的一阵炮击后踏上了新的土地，既不懂当地的农业也不太在意当地的矿业，没有什么工夫去考察或者测量，更没有必要去顾及河势、山形以及族群分布对于划界管理的意义，于是新的地图在庆典或谈判中产生，在占领者的鹅毛笔和三角板下产生，一顿饭的工夫就可以把世界重新安排——很简单的事情么。美洲与非洲的很多国界就是他们的杰作，一条条生硬的直线，沿纬线或经线划定，透出下笔者当年的仓促和漫不经心，透出欧洲将军们简捷明快的风格。
文明还在演变。对于眼下的有些人来说，农业的、工业的以及军事占领者的地图都不重要了。一个消费的时代正在到来，旅游图与购物图成为了他们更常用的出行指南。这些地图在车站、机场、宾馆、大商场、旅游点一类地方出售，附录于图的，多是高档消费场所的广告，多是出售珠宝、首饰、古董、高尔夫、自然风光、名牌时装、别墅、美食甚至色情的地方。谁都看得出来，这些地图是为什么人准备的，是为这些人的什么准备的。任何人都能够在这些地图面前意识到，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好多国家或地区，农业和工业都不再是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获利最丰的新兴行业，恰恰以远离自然物质为普遍特征，所需原材料微乎其微，赚钱常常只靠一个人脑和一台电脑，写字楼几乎就是生财的最大印钞厂。人们还需要那些过时的地图吗？
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的出现，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原有关系。时间而不是空间成为距离更重要的内涵——这需要一种更新的地图。老地图以比例尺和实际长度实测为基准，作为马车夫和帆航水手时代的产物，只能描述一个刻板和同质的三维世界，对于今天的很多旅行者来说，不再有什么意义。长与短，让位于慢与快。根据交通工具的不同，从上海到郊县的渔村，可能比从上海到香港更慢。从北京到洛杉矶，可能比从北京到大兴安岭林区的某个乡镇更快。随着时间因素的引入，随着金钱兑换时间成为可能，随着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航线的延展，一种四维地理学几乎呼之欲出：在这种新地理学里，各大经济核心地区之间实际上有了更紧密和更近切的联系，核心地区和附近边缘地区之间的距离反而遥远——我们不妨把这种距离称为“时间性空间”。一个香港富商搭“波音的”，把波音飞机当作随手招停的街头的士，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上海、北京、台北、东京、新加坡之间来回如梭，感觉就是推开篱笆门在村子里串一串门。他若想跳出这个现代化交通网络，试着到本土的渔村或林区走上一遭，倒会有关山无限前路茫茫的为难——他可能会圆睁双眼：哇，拜托啦，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去？
一种隐形的四维地图，正是当代强势者们感觉中实际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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