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生,总是依靠对民间不规范文化行收,来获得营养和能量,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前鉴。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地壳而是地的岩浆,更值得作家们注意。
这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对外来文化过。相反,只有放开界,找到异己的参照系,收和消化各异己的文化因素,才能最终认清和充实自己。但有一似应指,我们读外国文学,多是读翻译作品,而被译的多是外国的经典作品、行作品、获奖作品,即已规范的东西。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派”,想必前景黯淡。
外国优秀作家与相关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我们无法临其境,缺乏详尽材料加以描述。但作为远观者,我们至少可以辨他们笔的有脉可承。比方说,国的黑幽默与国的仔趣味,与卓别林、克·吐温、欧·亨利等笔的“不正经”是否有关?拉的幻现实主义,与拉光怪陆离的神话、寓言、传说、占卜迷信等文化现象是否有关?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小说和戏剧,与欧洲大陆的思辨传统,甚至与旧时的经院哲学是否有关?日本的川端康成“新觉派”,与佛禅文化的闲适虚净传统是否有关?希腊诗人埃利斯与希腊神话传说遗产的联系就更明显了。他的《俊杰》组诗甚至直接采用了拜占举行圣餐的形式,散文与韵文替使用,参与了从荷到当代希腊诗歌传统的创造。
另一个可以参照的例来自艺术界。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写了一个现代派画家。但他真诚推崇提香等古典派画家,倒是很少提及现代派同志。他后来逃离了繁华都市,到土著野民所在的丛林里,年隐没,辛茹苦,最终在原始文化中找到了现代艺术的支,创造了杰作。这就是后来横空世的更。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学界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南洋的、俄国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且看现在从外汇券到外国香,在某些人那里都成了时髦。但在这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缩和毁灭之中,中国文化也就能涅槃再生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对东方文明寄予厚望,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经衰落,而古老沉睡着的东方文明,可能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之,隐退然后“复”,光照整个地球。我们暂时不必追究汤氏之言是真知还是臆测,有意味的是,西方很多学者都抱有类似的观念。科学界的笛卡尔、莱布尼兹、因斯坦、海森堡等,文学界的托尔斯泰、萨特、博尔赫斯等,都极有兴趣于东方文化。传说张大千去找毕加索学画,毕加索说:你到黎来什么?黎有什么艺术?在你们东方,在非洲,才会有艺术……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吗?在这些人注视着的江和黄河广阔域,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这里正在现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建设,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思想和制度,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但相生,得失相成,新旧相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层神和文化质方面,我们仍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也许就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来重铸和镀亮这自我。
这是我们的安和希望。
在前不久一次座谈会上,我遇到了《棋王》的作者阿城,发现他对中国的民俗、字画、医诸方面都颇有知识。他谈到了对苗族服装的辟见解,最后说:“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