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3/3)

塑造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从一文学史中找这两方面的例证都不难。这些不确定联系，说明有多概然因果关系在织着起作用。作者创造艺术形象，有的主要靠生活受发（当然不是完全脱离理论）；有的主要靠正确理论启迪（当然不是完全脱离生活）。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旁人对这多因一果和主因各别的复杂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结各侧重不同的命题，其实都有真理成分，都值得我们考究和利用。

三、用不断发展的光，看真理的局限。王蒙有一个好观：“最好最公认的文学规律，也有例外。”不能因此而否定规律的作用，也不能不容许有例外。正确的理论总会碰到它不能完全解释的现象，纯属正常。王蒙的疏忽之在于，规律所不能概括的“例外”，不会是脱离了一般的特殊，不会是无规律和超规律的怪，不过是寓着某人们尚未认识的规律罢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例外就是未知规律的呈现，更应受到重视。对它的无知和知，常常是认识发展的可贵起。在辩证法看来，理论有普遍意义，方能现真理的绝对；理论的效用局限，方能现真理的相对。如此两分，才是正确的真理观。我们常说作者有较的理论素养，才能较好地认识和表现生活。但屠格涅夫理论素养并不很，思想也远不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那样步和刻，他的作品却比《怎么办》和《谁之罪》更获佳评。曹禺写作《雷雨》时，也没有得益于理论，后来人们概括作品的主题思想，他甚至还到奇怪哩。我们又常说，好作品总是被多数读者喜的，从发展观来说“曲”必然能“和众”。但李贺的诗，奇奇怪怪，至今也不见得“和众”。鲁迅的《野草》，相对《呐喊》来说，恐怕也显得有“和寡”。可是，要是没有《雷雨》和《野草》，要是没有屠格涅夫和李贺，大家不会有一遗憾吗？

例外说明：一个作者的经验，不见得完全适用于另一个作者；同一个作者写这一篇或这一段的经验，在写一篇或一段时可能不“通用”，可能被“证伪”。真理探求者不会为此悲观沮丧，或者无所作为，抱怨于天。像钱念孙勇敢捍卫的那些正题，人们承认它们是前人实践的科学总结，在主认识不断趋向和近客实在的无限过程中，它们代表了重要的方面，是应该继承，应该研究，应该推行应用的。它们在今天和明天还大有作为。但正如古人说：“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对待那些命题，也应该知其“短”，知其“适用域”有限的一面，才能更好地把握和发展它。好比载舟覆舟——知害方能得利，知之不能才能用之所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局限”造就了匠和英才。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基本看清钱念孙的思路了。他从许多矛盾的现象中，筛选一批于己有利的例证，然后用“单线因果”的推演，从例证中引命题；最后，他回过来用“本质统一”的包纳，把矛盾着的例证统统暴自己命题之。

与此相反，我们主张用分析的光，整联系的光，不断发展的光——即用辩证法的观，来思考和讨论文学创作。这样，我们也许会变得实事求是一些，界开阔一些。举目眺望，文学天地里有无穷无尽的矛盾。这些不是理论上早已穷知了的问题，而是实践中要靠一代代作者不断探求才能相对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永远伴随着苦恼和劳累的问题。它的“路”存在于人们活生生的历史活动中，不能指靠某些独一无二的绝对化定律一劳永逸地作最终解决。我们在大步迎向一个个矛盾之前，应该先检查一自己的武——看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讨论方法是否对。

金代文学家王若虚说：“问文章有乎？曰：无。又问无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则无，大须有。”南宋诗人吕本中说：作文“无定法而有定法，有定法而无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看来，前人早就在认真对待文学创作中的“二律”或“多律”，希望扬弃各片面的“定”、“定法”，求得一闪耀辩证思想光辉的“大”、“活法”。我们在更的基上来继续这思考，显然应该比前人更有息。

1983年2月

*本文回应钱念孙、王蒙等对《文学中的“二律背反”》的批评，最初发表于1983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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